阳春3月，“新基建”迎来高光时刻。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一时间，机构关注、行业热议、资本市场反应强烈……“新基建”的呼声一浪更比一浪高。

尽管“新基建”是否能扛得起稳增长大旗还有待验证，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正在强势入场这个轰轰烈烈的新经济变革时代。

“新”在领域、地区、主体、方式

与传统基建不同，“新基建”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行业内普遍认为，“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

事实上，“新基建”这个词不是新生儿。早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而后，在政府会议和各类文件中，时不时会出现“新基建”的身影。

为什么“新基建”屡次获中央点名？事实上，我国正处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正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兵利刃”。正如传统经济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物质工程基础设施支撑一样，数字经济同样也需要与之配套的信息基础设施予以支撑。

此次提到“新基建”恰好是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举。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新基建”。

“短期内，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有助于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任泽平认为，“新基建”之“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新领域、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

任泽平具体解释称，一是新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二是新地区。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超70%，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发展潜力巨大。三是新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四是新的方式。基建投资方式上要规范并推动PPP，避免明股实债等，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向中国城市报记者表示，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通常是以房地产和工业园为主导，并非将公共服务的发展放于首要位置，此次疫情暴露了行政等级体制内生的困境，存在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发展的大量短板，以及各类规划不衔接、不配套的问题。

“这次的‘新基建’，不是单纯机械式的刺激计划，而是一个早就规划好了的大规模建设计划，是一个升级版。借助‘新基建’，中国正在把已经领先于世界的一些科技类基础设施项目优势拉大，这里面更多的是着眼于全球产业竞争和优化分工的考虑。”周伟林说。

“新基建”加速城市数字化转型

当城市有了马力，就必然需要道路；当城市引入电力，就必然需要电网；当城市对算力产生依赖之时，就必然需要有一个新的基础设施。

“此次疫情塑造了城市的数字生活：亿万人宅在家中生活、工作、信息交流，虽然运转基本平稳有序，但也暴露出不少短板，由此提出了未来改进的方向。”周伟林表示，就加快推动城市生产生活方式数字化转型而言，需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

可以肯定的是，如同当年城市形态、规划体系和方法被下水道、汽车、高速公路、电梯深刻改变一样，人工智能、物联网、5G、无人驾驶等新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城市运行模式。

“‘新基建’领域内有的比较偏基础：5G、特高压、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都是服务其他产业的，不能独立存在；而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等算是一些领域的智能化改造基础。”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智慧城市实验室主任王鹏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同时，也赶上了信息与通信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

“可以说，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分别支撑了以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为特征的三次工业革命。而新一轮工业革命将由新型基础设施支撑实现数字化、网络和和智能化发展，推动城市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王鹏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上，数据中心首次被列入加快建设的条目。

周伟林分析称，在当今的技术浪潮中，互联网数据中心是最重要的趋势，从改进国家治理到新兴产业的未来发展都将大量依赖于数据资源。尽管技术更新换代，物理空间距离仍然是影响数据传输即时性，进而影响计算力的不可抗力。为此，各国争相建设或扩大数据中心规模。

“如果说发展数字经济必须加大对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数据中心就可以说是这些基础设施的基础设施。”周伟林说。

专家：投资要跟随城市人口流向

此次“新基建”之所以引发业界轰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层会议上，在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后还提到一句话——“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认为，此次改革的方向是按照怎样有利于人口多少来相对均衡地分配公共资源，要打破传统的等级制的空间分割，超越社会等级、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的限制。新型基础设施的投向要跟随城市人口流向。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激发民间投资热情，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新基建”投资带来可持续的回报。

“上一轮的基建发展，存在投资方向和人口流动方向不一致的问题。一些投资集中在人口流出地，导致投资回报不高。”陆铭认为，如果政府能及时推出类似税收、融资、资本市场、激励机制等相关支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将民间投资积极性调动起来。

王鹏提醒，“新基建”的特点决定了决不能用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逻辑“大水漫灌”，大规模建设5G和数据中心，会造成新一轮的产能过剩。

任泽平也持有同样观点。“启动‘新’一轮基建，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不能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他建议，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新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大家最近在热议‘新基建’时还是偏重在讨论新技术。需要注意的是，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公共服务的供应出现了短板。”由此，陆铭建议，“新基建”应在与民生相关的领域里做一些补短板的投资。

“城市的投资规划要将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需求纳入进来。”陆铭补充提醒道。

如果说，过去各地政府之间比拼的是招商引资和为发展传统经济创造良好环境的基础建设；那么如今，“新基建”百舸争流的帷幕正在拉开。谁会在这场变革中留下时代烙印尚不可知，但毋庸置疑的是，唯有拥抱变革才能获得致胜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