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谷雨节气即将过去，在接下来的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也将迎来“立夏”，前几日北京的降温以及突然而来的“沙尘”，都在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度过2020年的四分之一。说实话对于今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想着这样一个话题“如果可以重启2020…”。对于企业而言同样如此，前有西贝的求助，后有瑞幸的叹息。而今天所谈到的公司，虽然没有它们在面对事发的那样壮烈，但对于它所在的行业似乎开启了“先河”，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里，行业内似乎会有很多公司也将步其后尘。这家企业就是OPPO。那么OPPO发生了什么事呢？

沈义人离职的原因在哪里？

4月20日OPPO宣布，“由于个人健康原因”，OPPO副总裁、全球营销总裁沈义人将卸任原有职务。同时，OPPO也任命刘列为全球营销总裁，兼任中国区 CMO，全面负责OPPO营销工作，其工作向CEO陈明永汇报。随后沈义人也在微博上确认了这一消息，表示“因为个人的健康原因，未来我将会休息调整一段时间”。

或许有读者会问一条简单的OPPO公司的人事任免讯息而且已经过去了将尽一周，怎么会像我说的会成为整个手机及消费电子行业的高层人事动荡的先河呢？即便有疫情的影响，这也不会带来整个消费电子行业趋势性的变化吧。对，起初我也不信，刚接手这条讯息我也仅仅想把它当做一篇新闻简讯或通稿去处理。但是随着资料的完备，以及最近正在接手一些关于“新基建”、产业投资的一些宣传工作（我们单位属于工信部下属媒体），了解了一些不同方面、多层次信息，经过思考与一些专家的交流，突然发现OPPO此次的变动带来的影响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对于沈义人的离职，虽然OPPO及其个人表示是因为其身体原因，但是结合当下这个特殊的时间点，这种说法似乎过于官方。当下业界对于沈义人离职，主流的解释是，由于沈义人在职副总裁的这一年里，OPPO的销售成绩不及预期才导致了其离职。具体的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样的看法。第三方数据机构IDC统计，2019年，OPPO 在中国市场的出货量同比下降了20.4%，市场占有率下滑超过两个百分点，这个趋势还在呈加速之势。海外市场虽有增长，但整体的颓势已不可避免。

而且OPPO在这段时间里，对自身企业进行了大的战略调整。虽然从Find系列里我们可以看到OPPO的创新，以及之后OPPO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但是这些动作似乎没从根本上改变市场对于OPPO“高价低配”的品牌标签。而且，为了和小米、vivo及华为竞争。OPPO公司从去年就开始宣传自己的独立子品牌realme，在今年4月13日沈义人在OPPO的最后一次发布会上的演讲，表示ACE正式独立，面向国内线上端，性价比方向。但是，有心的读者似乎会察觉到，这个ACE似乎与realme在生态位上的作用相重合。虽然说OPPO集团在宣传中表示realme主打海外市场，但是无论市场还是业界早已将它同Redmi、iQOO和荣耀的作用看齐。如今再将ACE推出，无论时间点和品牌位似乎都有些尴尬。如今算上ACE，OPPO实际上拥有的品牌，一加、realme，已经达到四个。如此剧烈的剥离自身资产，是对是错这都需要让未来的历史去宣判。但这也不能说是沈义人个人的问题，或许是OPPO自身太想重现“步步高”当年的荣耀也说不定呢。

以上是业界以及我个人对于沈义人离职在OPPO层面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为什么说沈义人的离职将开启一段时间内消费电子行业企业人事频繁变动以及企业战略的大改动呢？主要就是疫情带来的影响，在疫情后时代，我们的消费端以及外部环境、供应链发展都有很大的概率出现不同于现在的变化。这将对消费电子行业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会从消费者以及消费升级、外部环境两方面为大家阐述。

疫情后时代，消费升级是否被打断

首先是在消费领域，众所周知一直到2019年，我国一直在经历着新一轮消费升级，这轮消费升级的基础是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000美元（约5.6万元人民币），新的消费需求从原来对商品数量的需求正在向对商品品质的需求。其中，更是出现了“新中产消费”、“新生代消费”等等不同划分；而消费电子产业在这一轮消费升级中，各品牌手机的旗舰机的品质和价格都在提升，家电领域出现了许多针对高质量消费群体的品牌，海尔的卡萨帝就是其中的代表。可以看得出来，当下消费电子行业的一系列商业战略的举动都是站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所设立的。

但是，随着疫情的到来，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和蚂蚁金服联合发布了今年一季度的《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表明，由于新冠疫情影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工作稳定性下降，年收入5万元以下的家庭里，有超过50%的家庭收入减少。在年收入50万元以上的家庭里，出现收入减少的家庭比例，达到20%。其中受访家庭中，有五成的家庭表示，即使疫情结束了，他们还是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而且，近期汇丰银行的调查数据显示，作为即将接班的90后群体，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目前90后人均负债12万。

所以在排除外部国际市场环境影响下，单从国民的消费意向来判断和人均收入来判断，在疫情后时代，一直进行的“消费升级”被打断的概率正在大幅提高。市场内各商家好不容易培养起的“高端、品质”消费，似乎重新回到了多年前的“性价比”时代，而且价格是其中最为关注的要素。

在企业上，似乎也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华为集团在其手机业务上，从一季度起，似乎对其荣耀手机业务增加了关注（荣耀是华为手机主打线上、性价比的品牌），不仅在荣耀最新的V30系列上增加宣传，而且专门让华为手机业务的副总裁为荣耀手机质量在3.15当天站台。而此次OPPO对于沈义人离职，也似乎表明OPPO在疫情后时代，也从之前的扩张阶段，即将转向“防守”阶段。

“逆全球化”让企业由“进攻”转向“防守”

其次，就是“国际市场外部环境”的变动，主要是“逆全球化”的浪潮的影响。我觉得“逆全球化”对我们带来的影响要远超疫情对我们带来的直接影响。

可以这么说，“消费、投资、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逆全球化”的影响下，如果“出口”出现问题，“投资”的收益率就会出现问题，而且“消费”也会受影响。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出口，让内需去完全消化中国生产的商品，这样可能么？生产一定会出现过剩，而一旦生产过剩，企业就会降低产出，降低工资、裁人。失业问题带来的影响，想必大家都清楚。所以，只有“全球化”的市场才能保证我国发展。并且，我国的投资，无论之前的“四万亿”投资，还是如今的“新基建”都是建立在“全球化”不变的理念下设立的。

而如今，“逆全球”化不仅将带来我国国民收入的降低，对于企业而言，会让企业不断丧失海外市场，转而在原本就紧张的国内市场中进行着成本巨大的竞争。

不幸的是，这样的“逆全球化”局面似乎已经正在成为事实。在今年2月份，欧洲著名智库Bruegel发表了《企业必须把供应链进一步从中国转移》的报告，美国智库卡纳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其最新的3月报告中显示“疫情只会使中美关系更为紧张”。近期，日本也宣布启动“改革供应链”计划，将供应链迁移中国；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建议从中国撤回美国全部资本，企业迁移费用美国政府将全部买单。如果你认为这事情不可能发生，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会议精神上写到“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就表明了国家的态度。

对于企业而言更是如此，以OPPO为例，如果海外市场不通，它即将面对华为系全面的攻击。如果说2013年至今OPPO还可以通过它的线下合作，广告宣传的方式更加容易获得二三线城市、县城用户。但是自从2018年起，由于中美贸易关系，华为的品牌似乎实现了击穿全中国国民的圈层，让品牌影响力实现飞跃。这对于OPPO而言，会让OPPO的品牌效果大打折扣，一旦华为全面转向国内，OPPO似乎只能转向“防守”。

总而言之，在综合疫情当下的消费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消费电子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在疫情后时代行业内的企业都将会经历由“进攻”转向“防守”的历程。

而对于电子消费领域内有众多如沈义人般的高层管理者，从履历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发展阶段都处于行业发展的扩张阶段，但是在行业发展的“防守”阶段。这些擅长于“进攻”的高层管理者，是否会执行好“防守”战略，这样的不确定性，似乎每个企业都在思考。那么在接下来里，除了OPPO，其他消费电子行业里的企业也将会频繁出现人事变动。

但是，虽然前路畏途巉岩不可攀，我也相信中国的企业与国人定会共同会当凌绝顶。对于像沈义人有一样经历的企业高管，我也相信他们会像NBA著名教练帕特·莱利一样“哥，无论在哪支球队，都会带领他们来到季后赛”。（文/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