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蔓延，给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系统带来巨大挑战。医学专业界和学术界的国际协同与合作愈发重要。5月8日，全球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联盟（Global Alliance to Combat COVID-19，GACC）首场研讨会“抗击COVID-19一线经验与战略的多边分享”正式举办。

此次中美研讨会由中科健康、腾讯医疗健康、中投中财以及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美中抗击新冠病毒行动网络主办，由北京大学医学部、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哈佛中国健康项目、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方李邦琴基金会、EMBA国际联盟、企鹅杏仁协办，活动还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以及旧金山-上海姐妹城市委员会的支持。

由腾讯医疗副总裁吴文达医生主持“虚拟炉边聊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组成的“最硬核中国专家团”，云端对话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前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Barry R. Bloom教授、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耶鲁大学公共卫生教授Sten H. Vermund和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Tisch医院医学主任Brian P. Bosworth，共同就疫情防控经验，及如何为疫情新常态做好准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全球近8000医学界专业人士，通过腾讯会议、腾讯课堂及YouTube参加了交流。

中美专家“虚拟炉边聊天”携手战疫

疫情防控：先强力抑制，而后持续缓解

从公布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以及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到疫情爆发，再到多个地区疫情防控数字清零，中国在这场疫情防控狙击战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中国实行了那些疫情管控措施？

钟南山院士指出，中国采取了强力抑制的方法对疫情进行控制。其中可总结为3个具体措施：一是封锁，在疫情爆发之初，中央发布了“不要去武汉，不要离开武汉”的指令；二是信息透明，公告每个城市每天的新增病例；三是落实基层社区的“四早”策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对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RT-PCR检查，包括无症状的人。

这其中“四早”策略尤为重要，他表示：“早期诊断非常重要，在一些国家，新冠病毒感染确诊需要得到疾控中心的确认，但在中国，政府很早就决定大医院都可以进行冠状病毒感染的诊断，这使得诊断速度更快。” 在这些措施下，中国在疫情爆发两周内，新冠肺炎病例数达到了峰值，四周内基本控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

应对疫情“全球化”，钟南山院士认为防控的关键在于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当你们开会时，你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戴上口罩，这确实减少了能传播病毒的人，你就不会生病。所以要戴上口罩，你就可以防止自己传染给别人。”

而对于疫情相对稳定的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解除封锁和防控输入性病例。一方面，重新开放有助于经济恢复，另一方面，开放又将增加疾病传播风险。这就需要在重启和封锁之间寻求平衡，而这也是所有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分层管理治疗：从“病人等床位”变成“床位等病人”

在疫情爆发之时，武汉地区大量患者涌入医院，在医疗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如何合理调配医疗资源，满足患者救治需求？这其中，中央统筹派遣医疗资源的举措极大缓解了武汉医疗资源紧缺问题，仅一个月内全国就派出了300余支医疗队伍驰援武汉，而乔杰院士便是援鄂抗疫医疗队中的一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

谈及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策略，驰援武汉的乔杰院士介绍，在救治过程中，医护人员将患者分为两个治疗组：方舱医院负责轻症患者的治疗，综合医院负责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北大三院医疗救援队采用了“院包科”模式，——即一支援鄂医疗救援队负责接管一个重症监护室，其中包括50张病床，100位护士和30余名医生。通过这个方法，快速将病房从1个扩展到3个，甚至更多。这个做法被其他医疗救援队复制，床位的扩充让医疗资源紧张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从病人等床位变成了床位等病人。

乔杰院士总结，驰援武汉抗疫最大的经验就是：对所有患者进行筛查，找出确诊患者，并且通过分层管理的方法进行治疗；同时时刻谨记防控传染病的原则——严控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对于新冠肺炎的早期干预措施， 药物治疗是重要一环。钟南山院士指出，85%的病人是轻症和中症患者，绝大多数经治疗可以康复。“在中国，很多患者都会服用连花清瘟胶囊。与控制组相比，服用该药品的治疗组整体康复速度更快，症状恢复得更快，CT结果也更好。”

对于15%的重症患者，钟南山院士认为，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有效且价廉的药物来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例如重组人粒细胞刺激集落因子(rhG-CSF)和氢氧混合吸入气（H2-O2 inhalation）。医护人员需要采用这样相对简单的方法来避免患者发展成重症，因为危重患者的死亡率非常高，目前接近50%。

社区支持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

武汉是疫情快速传播的中心，应采取严格的措施控制本地传播。那么对于一些疫情相对较轻的地区，防控如何进行？张文宏主任认为，对于上海等疫情相对较轻的地区来说，更应该关注早期诊断和治疗，并追踪找到所有的感染者，遏制本地传播。他指出，上海的防疫策略主要在三方面：积极检测、广泛追踪和最大程度的住院治疗。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在这其中，大规模展开的地毯式“追踪”离不开基层社区的支持。张文宏主任指出，社区支持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中国，各地有大量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在武汉疫情快速上升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措施，包括交通管制，省际边界的暂时关闭，严格保持社交距离和居家隔离的规定。同时政府也为居民提供强了有力的社区支持。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地给居民送新鲜的食物、蔬菜和水果。得益于这样的社区策略，两个月后武汉得以重启。

“最为关键的是追踪每个患者，对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及时广泛地检测。”张文宏主任表示，在疫情初期，上海就积极开阵了大规模的检测工作，疾控中心与社区工作站联合追踪每户家庭的密切接触者，并对密切接触者采取居家隔离措施。“及时的诊断方案和及时隔离有效地阻止了疫情的发展，且没有对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

疫情防控新常态：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存

随着疫情逐渐稳定，复工复产将全面展开，如何做好“新常态”下的疫情管控，将是全球普遍面临的新挑战。正如张文宏主任所说：“世界各国都期待重启商业，逐渐开放边界，所以我们很有可能会继续与新冠病毒共处，而不是完全消灭它。病例的数量不会完全清零，我们将会进入新常态，如何应对新冠疫情阴影下的新世界是我们所有人都应思考的重要问题。”

而与新冠肺炎病毒长期共处，“疫苗”则是获取群体免疫的最佳路径。钟南山院士指出，要获得群体免疫，根据常识测算，如果没有干预，需要60%到70%的人群感染，这意味着全球会有4500万人死亡。对于把群众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来说，优先考虑的一定是大规模疫苗接种。

钟南山院士介绍，目前中国已有三种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包括1个mRNA疫苗和2个灭活疫苗，分别来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根据乐观估计疫苗投入使用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Sten H. Vermund教授也表示：“由于全球各国的携手，已经研制出了90种候选新冠治疗疫苗，其中7种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些候选疫苗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会取得成功，并且在全球得以大规模推广疫苗的使用。”

疫情防控新常态将会引发大家怎样的思考？ Brian P. Bosworth教授认为，在世界试图重新开放经济的时候，社交距离和其他限制开始变得宽松了，这或许会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弹。所以我们需要始终保持警惕，不要过度松懈，也应积极确保医院和医护人员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服务，从而与病毒交锋，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Tisch医院医学主任Brian P. Bosworth

Barry R. Bloom教授则在分享中描述了他所预见的新冠疫情新世界。他认为，公众对健康安全和传染性疾病的这些担忧可能会持续数年，全人类的未来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国民众将在未来的生活与工作中，适应疫情下的“新常态”。

这样的“新常态”具体包括：普通民众将习惯在生活与工作中保持社交距离，出门佩戴口罩，反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勤洗手消毒，同时他们还要适应为遏制疫情而实施的监控；旅客将习惯国内乃至国际的旅行限制；网民们将面临区分有关疫苗、免疫、医药与科学方面真假消息的挑战等。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前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Barry R. Bloom教授

加强国际合作，让疫情防控“全球化”

新冠肺炎正还在全球蔓延，给世界范围内公共卫生系统带来巨大挑战，钟南山院士在研讨会上列举了一组数据：截至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逾400万例、27万人死亡，死亡率接近7%。而在中国，新冠肺炎死亡率约5.5%。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善其身。

在钟南山院士看来，如果某个国家还有很多确诊患者，而且确诊患者数量还在增长，那么整个世界的疫情就还未被控制。钟南山用“同一个世界，同一场战争”（one world one fight）来形容目前的战疫局势，并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到今年年底，可能每个国家都会有新冠肺炎病例”，Barry R. Bloom教授同时着重强调：“医疗服务是本地化的，健康研究则是全球化的。” 他认为，疫情在全球蔓延后，世界各国将拥有共同的经验与动力去深化国际医疗与科研等领域的合作。

Sten H. Vermund教授对钟南山院士的言论表示赞同。他提到，六个星期以前，中国医学界的朋友邀请他和他的同事们参加了一个电话会议。会议中，中方分享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经验，双方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交流。“非常感激中国朋友以这种方式来指导我们，现在我们也正在为非洲同事做同样的事情，”他说，“我们与乌干达、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和苏丹等国家也举行了这样的交流会。”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耶鲁大学公共卫生教授Sten H. Vermund

GACC首场研讨会的举办，无疑是疫情防控“全球化”的有益实践，搭建了中美专家的交流平台，连接起了全球战疫资源。GACC由中科健康、腾讯医疗健康、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美中抗击新冠病毒行动网络等发起成立，旨在搭建全球医疗顶级专家的合作平台，共同分享经验，相互提供技术支持，共同抗击COVID-19病毒。后续，GACC还将组织一系列在线论坛和学术研讨会，此无国界联盟将为成员提供通过分享实操智慧以拯救生命的强大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