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数据治理的三大瓶颈
智能汽车引发的交通事故，除当事人外，还可能涉及智能汽车企业、辅助驾驶软件企业等，汽车数据成为事故责任判定的核心。消费者与车企各执一词时，应由治理部门或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通过调取汽车“黑匣子”数据进行事故责任判定。“刹车失灵维权案”暴露出当下汽车数据治理的三大瓶颈。一是治理部门权责须明确，行政执法治理流程不清；二是车企数据采集行为待规范，国家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双缺位；三是市场配套不健全，事故鉴定及法律救济需补课。
一、政府执法能力有待提升
一是政府治理过程中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行政权限。国内交警部门、市场治理部门曾被特斯拉拒绝交出后台数据，其原因就是无法可依，若以政府威慑力强行调取数据，不仅侵害了企业的正当权益和社会声誉，也有损政府的公信力。
二是政府对智能汽车事故鉴定流程规范不足。当智能汽车事故发生后，调取车企数据、鉴定事故结果尚需一事一议，无法保证事故处理的实效性和数据的完备性。若车企有意瞒报数据，即使是真实数据，也存在“断章取义”的多重结果。
三是政府的多头管理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创新效能。目前，工信、公安、网信多部门出台了智能汽车相关政策，企业要合规经营需逐一对照改进，碎片化的政策不利于企业专注于产品创新和生产效能提升。
二、市场配套服务能力不足
一是市场化的第三方鉴定机构缺失。智能汽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涉及大量的传感器数据，对多元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能力要求较高，当前事故鉴定机构尚无官方认可的资质，取证能力、鉴定分析水平参差不齐，不具备公信力。
二是市场化的法律救济机构不足。目前，消费者维权多借助舆论施压达成调节目的，其原因是通过法律途径或与企业沟通的时间成本、信息门槛过高，缺少高效、专业、简单易行的法律救济能力。
三、车企数据采集行为待规范
一是存在过度采集地理空间数据风险。智能车辆作为一种搭载各类高精度传感器的交通工具，在获取地理空间数据上具有极大的便利性和隐蔽性，如车内自动驾驶导航系统可收集超高精度的定位数据、车外的前置、侧翼、后置摄像头可收集车辆周边影像等，以上高精度地理数据需按照相关规定受到重点监管保护，应高度关注可能发生的非法测绘等行为。目前，车企云平台既没有保密资质，也没有保护措施，甚至数据中心都不在国内，在数据采集、存储、管理、传输等多环节存在安全风险。
二是车企对用户数据处理的话语权过大。由于车辆数据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平台方作为唯一的采集主体，掌握实际的数据管理权。车企采集的数据主要包括两类：电池、发动机、充电等出于安全目的的车辆监测数据，以及用于市场分析、开展和扩大商业活动的用户信息数据。用户方要正常使用，只能默认同意，如不同意需自行联系企业修改，对自己车辆产生的数据知情权、收益权不足。

几点思考
一、划清行政执法的底线
各主管部门应联合会同新老车企、自动驾驶软件企业、科研院校、行业协会开展智能汽车相关的数据权属、事故鉴定、司法判定等问题的研究，尽快出台汽车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行业标准，如要求带有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AS）的车型必须配置行车记录仪。同时，要明确事故执法流程（如第一时间封存数据并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管理机制（如由公安机关进行单一主体执法，其他部门在数据调用上予以配合等）及数据治理的需求、知悉范围和用途（如明确特殊情况下企业须提供的数据类别、时间范围，制定治理数据调用及销毁的规则及流程），打消企业顾虑，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合法权益。

二、加强汽车数据相关的市场化服务体系
“车顶维权”屡见不鲜，本质是消费者维权通道不畅通，应利用市场的手，在取证、鉴定、维权等环节优化法务人员、鉴定机构等人力、物力、技术资源配置。在取证鉴定环节，应加快建立市场化的交易双方信任机制，培育认证专业化的第三方鉴定机构，提升智能网联技术、驾驶辅助系统及数据鉴伪的能力及手段，加速智能驾驶技术的创新发展。在法律援助方面，应建立个人信息保护集体诉讼机制，为个人提供更多的救济渠道；鼓励法律救济行为的批量化、市场化运营，加大专业法务人士在双方友好协商、民间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诉讼各环节的价值体现。在司法判决方面，司法部门应以解剖麻雀的态度，加大对典型案例的审判分析，将判决过程、取证环节以直播、互联网法院等形式向公众公开。
三、加强车企在数据安全方面的监督

智能汽车作为新生事物，电控系统较传统车辆而言更加复杂，智能辅助驾驶、汽车操作系统、车基数据安全等方面尚存隐患。要加强智能汽车相关企业在数据安全方面的准入治理，如严格管理众包式高精度位置共享与测量行为；要求企业借助区块链等技术手段确保数据在收集、存储、传输、使用等环节不可篡改，确保车辆“黑匣子”（EDR）数据真实、完备。同时，建立一整套数据同步机制，确保个人信息的调用、删除没有遗漏，保障消费者的删除权。此外，探索制定数据的权益分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