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张军红

数字经济重在惠企惠民。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康庄之衢上，三大运营商不断开拓布局新赛道，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以中国联通为例，从2019年5G商用以来，倡导并携手中国电信建成了全球首张、规模最大、速率最快的5G SA共建共享网络，为数字经济发展筑牢网络根基；打造建成300多个应用场景、300多个“灯塔项目”，赋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25个重点行业，推动5G应用从“样板间”到“商品房”加速转变。作为承接中国联通“大联接、大计算、大数据、大应用、大安全”五大主责主业的重要载体，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数科”）贡献突出，身兼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重参与身份，并连续12年为全国两会提供网络和信息化服务。联通数科如何在推进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将能力实践与行业洞察深度融合，实现对外赋能？近日，《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就此专访了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广聚。

数字产业化已与发达国家相当

《经济》：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在部分领域与国际先行者已呈并跑或领跑之势。在您看来，我国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什么？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

李广聚：随着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进入加速期，我国数字经济也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结近两年我国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策层面提供了强大动力。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自2017年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已第5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更是首次以“单独成段”的方式进行了表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对“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进行全面规划，将“数字经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年初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是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也首次在国家级文件中对数字经济概念进行了界定。

二是数字化相关技术集中成熟。从构成要素来看，数字经济包括数据和数字技术两个关键要素，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也在不断迭代更新，渐趋成熟，为政府更高效管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三是来自市场的压力。近年来全球都受到了互联网新经济的挤压，同样给传统产业带来转型升级的危机，如果传统产业不拥抱数字化转型，就可能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就不足而言，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对比发达国家，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居世界前三，分别为63.4%、62.3%和61.0%，差距还是很大。

从发展路径来看，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就前者而言，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并不大，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占GDP比重的7.3%，而发达国家也基本在7%左右。这说明，近30%的差距主要集中在产业数字化领域。对于西方工业企业来讲，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完成了数字化基础，而我国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还是偏低，国家决策部门正是看到了这种结构上的差异，希望通过加速产业数字化的进程来推动经济更加高速发展。

《经济》：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数字化转型有哪些变化？在实施路径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李广聚：我国数字化转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个人和家庭。近年来，这一群体的数字化转型进步最明显且对社会影响最深，现如今特别是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没有智能手机，寸步难行。可以说，个人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已在我国快速完成，并且实现全球领先。

二是社会治理。这一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也比较快，在民生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早期的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到后来的城市治理“一网统管”，到现在的“最多跑一次”，再到一些先进地区提出的“一次也不用跑”，切实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做到真正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三是产业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从办公自动化开始的，例如会计电算化，极大提高了记账效率，之后又扩展到制造业的生产、管理和全领域，试想如果没有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大型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很难提得上去，因为生产工序之间是相互协调的，不能前一道工序太快，后面跟不上，也不能前一道太慢，后面有积压，这需要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高效安排。

因此，我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该从需求来驱动。企业要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目的是解决生产效率、生产安全和运行成本问题，不能人云亦云，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与此同时也要做好整体性规划，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企业数字化转型不论从哪个点切入，最终都会在某个节点殊途同归，因此企业应该立足长远做好顶层设计，再按照步骤由点及面推进，这是比较现实可行的。

算网融合加速产业数字化

《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力，算力是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成为全球战略新的焦点。您怎么看待我国算力发展？联通数科在算力和云计算领域有哪些布局？

李广聚：当前，算力发展已成为全球趋势。从应用层面看，数字化可以应用于不同领域，如企业的生产、管理、销售等，但最底层的能力需求是相同的，即计算能力和存储能力。只有建立了算力基座和数据底座，把数据进行整理分类，使其可检索、可应用，才能实现不同应用间的数据互通，让相同数据在不同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认为，目前我国在算力发展方面有两点趋势。一是算力产业将继续高质量发展态势。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算力白皮书》显示，2020年在全球疫情背景下，我国算力依然保持55%的高位增长，高于全球增速约16个百分点。在算力结构上，基础算力依旧是主力，智能算力增长迅速，占比已超过40%。加上今年“东数西算”工程的正式启动，未来算力产业一定会继续繁荣发展。二是算网融合是加速产业数字化升级演进的重要抓手。特别是随着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单纯部署在边缘的云已经不能满足所有用户需求，而是需要一个由中心云、边缘云、连接二者的网络以及用户入云网络共同组成的服务。在这类服务提供商中，运营商是具有优势的。

从国际上看，我国与美国的技术趋势基本相同，但有一点存在差异：美国市场对公有云的接受程度较高，亚马逊云、微软云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都比较高，大量企业也都会采购使用；而在中国，尽管公有云市场需求始终存在，但政府和企业类客户还是更倾向于私有化部署，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网络和信息安全有担心。因为实现数字化转型后，系统里的数据就会成为企业的核心机密，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旦出现网络和信息安全事故，对企业将会造成致命打击。

我认为，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私有化部署仍会有非常旺盛的需求，这个趋势将会慢慢改变，就像我们都习惯把钱都存在银行，但不会觉得不安全一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用户采用融合公有云和私有云的混合云架构，即把核心数据放在自己独立部署的系统上，把相对不太敏感、面向公众的数据放到公有云上，形成与私有云长期并存的发展态势。

中国联通一直积极布局构建以算力为核心的一体化算网融合新生态。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构建“5+4+31+X”整体布局，其中“5+4”层面主要面向中央部委、全国头部企业和线上运营客户，以海量存储和大算力为客户提供服务；“31”是指31省级骨干云池，主要是形成省内重点行业规模化优势、集约化运营，承载低时延、数据不出省政企类对外云服务业务；“X”是指本地骨干云池+边缘节点，承载超低延时，本地数据上云服务。中国联通这种大规模算力部署，有效提升算力服务品质和利用效率，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支撑不同维度、不同层次全面多样的数字化需求。

去年12月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提出了中国联通新战略、新定位和五大主责主业，大计算就是五大主业之一。在大计算方面，联通云是承接中国联通大计算业务的统一算力基座，持续提升“联接+感知+计算+智能”算网服务水平，为数字经济打造“第一算力引擎”。2021年底，联通云全面升级，打造了混合云、自主可控云、5G边缘云、数海存储云、智能视频云、物联感知云、智链协同云等七大场景云，满足不同客户上云的差异化服务需求。目前已在重点领域打造了大量标杆案例：在中山智慧城市和中国华电项目提供云物数一体化典型场景；为民政部金民工程提供了大容量、低成本的存储资源和高可靠的异地灾备能力；在河南省产融平台、河北省政务电子证照系统项目，实现了数据采集、链上数据存证、数据溯源流转，为金融、政务云上服务提供安全可信保障；5G边缘云在格力电器、海南智慧医疗等5G应用扬帆计划示范项目中成效明显；承建高法云、辽宁省政务云，以混合云实现联通云与其它云服务商的统一管理、调度和运营。近期，联通云“出圈”深耕法律界，“天府中央法务云”正式发布！天府中央法务云依托联通云能力，融合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安全能力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安全可信、云网一体、自主可控、多云协同、专属定制的数字中国法律服务智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