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数字技术则是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的关键驱动力。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农业化社会服务在整合服务资源、降本增效、促进农户提高收入、提升服务质效等方面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清晰地呈现一定的共性特征，在服务领域、技术路径、运营模式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需因地制宜选择适配路径。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数字技术则是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的关键驱动力。基于多案例分析法，选取了5个覆盖不同区域、行业领域的典型案例，探究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农业化社会服务在整合服务资源、降本增效、促进农户提高收入、提升服务质效等方面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清晰地呈现一定的共性特征，在服务领域、技术路径、运营模式上,三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需因地制宜选择适配路径。

据此提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培育多元协同的数字服务主体，创新全链条数字服务模式，健全政策保障与监管体系，培育乡村数字人才队伍等政策建议，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问题的提出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连接小农户与现代化大农业的有效途径，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的提升指明了改革的方向。2025年我国提出“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既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的深化落实，也是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巩固和延伸。

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供需结构失衡、服务体系不健全、衔接机制不完善、乡村组织服务能力较为薄弱等问题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质效提升，难以满足广大农民的现实需求。随着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精准化、专业化、高效化、跨区域化等优势，推动着农业社会化服务加速升级。

数字技术通过创新生产力要素、优化生产关系等促进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质效，亦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助力支持。

学术界关于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研究多侧重理论层面上的探讨以及单个案例的分析，以呈现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机理、现实问题与实践路径。通过对多个案例进行比较，可以呈现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提升的作用机理，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对于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多案例分析是一种通过对多个具有关联性的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对比分析，以揭示现象本质、提炼普遍规律或验证理论的研究方法，适合研究“数字技术为什么会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的提升”“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问题。本文选取的案例来源于2022—2023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98个案例中选取5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覆盖了不同的区域，涉及种植、养殖、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保证了案例的典型性和多样性。

案例的选择满足逐项复制与差异复制的原则，具体而言，一是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普适性机制，验证了数字赋能提升社会化服务质效的命题；二是农业产业生产、生活细分领域因实施的主体不同，影响着运行模式、收益机制等，案例呈现可预知差异化的路径，进一步拓展了理论的边界。通过分析多案例的共性与差异，推导出的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

案例比较分析

本研究通过采用多案例分析法对5个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比较，旨在揭示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模式、路径和成效。

共性特征

通过共性特征的梳理，案例在核心载体、服务链条、线上线下模式、核心目标四个维度清晰呈现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共同规律。

差异性探讨

基于多案例研究的差别复制逻辑，主要从服务领域、技术路径、运营模式三个维度，梳理案例的差异性特征。

1.服务领域的差异性。北京沃德博创聚焦蛋鸡养殖全产业链（育种、养殖、交易、疫病防控）；中和农信在金融服务基础上，逐渐拓展到生产技术和生活服务功能；中化MAP专注种植业全链条托管（包括粮食作物种植、农机、烘干、产品溯源等）；深圳五谷网络以数字技术为核心动力，为大田和经济作物种植户为主提供全链条服务；重庆梁平区统筹区域农业全产业链服务（农资、农机、监管等一体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户需求的多元化与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场景的多样性。此外，上述五个平台也在逐渐拓展业务范围边界，例如，北京沃德博创、中化MAP、深圳五谷网络对接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满足养殖户、合作社以及小微企业的资金需求。

2.技术路径的差异性。通过梳理案例，五家平台的运营主体有所不同。其中，“一区多元”数字化服务平台是由政府政策驱动，以规范市场、强化财政项目监管为核心，通过整合辖区资源，提升服务供给能力。其余四家虽然都以企业作为运营主体，但其技术路径也呈现差异性。

北京沃德博创公司的“智慧鸡蛋”是以数字平台为载体、以养殖技术为支撑、以市场化运营为核心，连接供需两端，实现蛋鸡养殖的数字化。中和农信是以“支农支小”金融服务为核心驱动，后延伸生产生活服务。MAP是中化农业打造的现代农业技术服务项目，其主要以分布在各地的技术中心为农业种植提供技术指导。深圳五谷网络是以数字技术为驱动、以AI和大数据为核心，提升了服务科技含量。

3.运营模式的差异性。五个案例以不同的运营模式实现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便捷化。北京沃德博创以“线上APP+线下流动超市+养殖户”的运营模式，实现了蛋鸡养殖智慧化；中和农信依托“线上金融平台+线下基层团队+农户”的模式，推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广覆盖；中化现代农业以“平台+村集体+农户”的模式，实现了降本增效、促进了农民的增收；深圳五谷网络以“平台+田间医生+农户”的模式，提升了为农服务的质效；重庆市梁平区以“农业社会化服务监管平台+市场化服务组织+农户”的模式，通过派单系统的匹配供需、政府全程监管服务过程，让农户、合作社与小微企业实现了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

通过对五个典型案例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分析，结合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践逻辑，得出以下结论。数字赋能农业化社会服务在整合服务资源、降本增效、促进农户提高收入、提升服务质效等方面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清晰地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一是数字平台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升级的基础和载体。所有案例均以数字工具（APP、管理系统、平台）为重要技术手段，实现了服务流程线上化、精准化、农业生产的智慧化，并打破传统农业服务地域性等诸多限制。无论是“智慧蛋鸡APP”“识农APP”，还是区域服务的“梁平区数字化派单系统”，均验证了数字平台建设是服务精准化、专业化、高效化、跨区域化的前提要件。

二是降本增效与多元主体协同是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核心目标。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升效率与促进农民增收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最终落脚点。多个案例已经验证了借助数字技术，能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农民增收。在服务农户的过程中，虽然服务的主体多元化、运营的模式有所差异，但通过资源整合、实现多元协同是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三是全链条服务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趋势。案例业务普遍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链条，形成闭环服务生态，如从产前农资购买、申请贷款等到产中的养殖、种植、疫病诊断等，再到交易的全流程托管模式。

四是整合服务资源、搭建集成服务供给载体是实现线上线下协同的关键。线上，通过资源整合可以有效打破信息差、实现服务供需精准匹配和交易对接，而健全多层级、实体化线下服务平台、经营中心等，是推动“互联网+农业”落地、提升服务质效的重要基础。例如，中和农信在各地选用一站式农服站长为本地农户服务、中化现代农业分布在各乡镇的技术服务中心可对种植户给予全程的技术指导、五谷网络的田间医生团队常年在田间地头为农户解决病虫害防治和营养植保等种植难题。

五是坚持市场导向、以服务农户为根本是可持续发展基本原则。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本质在于以数据驱动精准适配农业地域性、季节性特征，通过平台载体降低农户参与的门槛。换言之，在服务的供给侧，既要聚焦小农户“办不了，办了、不划算”的薄弱环节，还要坚持市场导向，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来推动服务主体创新模式、扩大服务范围并提升服务质量。例如，中和农信结合市场需求，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另外，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还要考虑农户的特征，降低使用门槛。例如，中和农信针对“初中及以下文化农户”提供“一个电话，上门服务”；梁平区为小农户设计“线上派单+线下代操作”模式，降低数字使用门槛。数字技术的价值不在于技术先进性，而在于能否适配农业生产的具体场景，这是避免“数字鸿沟”的关键。

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需因地制宜选择适配路径，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对比五个案例，其差异性的本质是由于产业特性、驱动主体、服务对象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适配的结果。一是驱动主体决定服务领域与边界。企业驱动案例多聚焦细分产业以提升专业性；以政府主导驱动案例追求全域覆盖以实现普惠性。二是产业特征影响着技术路径。如以养殖为主的侧重于疫病防控、以种植业为主的侧重于田间管理；企业主导的强调市场化导向，政府主导的则强调公共领域。三是服务对象决定运营模式。小农户需简化操作并上门服务，中和农信的扶贫小额信贷项目，以普惠金融为起点；规模主体（合作社、村集体等）则需要提供规模化全程托管。中化农业隶属于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互联网+农服”的形式与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对接。

政策建议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数字技术则是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的关键驱动力。基于多案例的观察与分析，为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提出政策建议。

一是强化基础设施与数字能力建设。加快农村网络全覆盖和5G基站建设，重点解决偏远地区网络盲区问题，为精准农业服务提供基础支撑。提升农村数字素养，推动数字教育进村户，针对农业合作社、农户提供进阶培训与常态化技术指导。支持智能装备应用和智慧基地建设，对于购置设备、建设基地的服务主体给予政策倾斜。

二是大力培育数字服务主体，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户参与”的协同发展格局。支持数字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对于数字服务主体，按其服务规模给予阶梯式奖励。鼓励服务商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合作，帮助村集体提升数字服务能力。推广中和农信“金融+技术+供销”模式，对于聚焦初始投入大、技术难度高、单个农户做不了的薄弱环节服务项目给予政策支持。

三是创新数字服务模式，提升全链条服务效能。在粮食主产区推广“耕种管收”全环节数字托管，建立托管服务数字档案，档案数据作为补贴发放、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发展产业定制化数字服务，推广“一场一策”的服务模式。完善数字化产销对接，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数字溯源体系，减少中间环节风险，提升供应链效率。

四是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强化服务可持续性。强化顶层设计，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数字服务领域集聚。开展数字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推动模式可复制，加速经验下沉落地。构建数字化监管平台，对服务主体实行名录管理，接入平台的组织可在线获取服务订单、申请补贴，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禁入政府采购市场。健全完善数字安全的法律法规，以防止数据泄露带来的安全隐患。

五是培育壮大乡村数字人才队伍。积极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引导和激励包括数字人才在内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持续加强高等教育智慧农业、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新农科专业建设，加快培养既懂农业又懂信息化的各类型紧缺人才，为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数字化升级提供了人才保障。

（文章选自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编号：L22BGL007。）

(赵忠亮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